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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初來東土,到漢地傳法的多是外國僧人,人們按照中土習慣,並為方便稱呼,往往要給他們起個簡化的音譯漢姓。開始的時候,人們多用這些外來僧人本國或地區名稱中的字作姓,如翻譯《四十二章經》的竺法蘭、竺攝摩騰,翻譯《道行般若經》和《般舟三昧經》的竺佛朔,東晉時與道安法師共同研究禪觀的竺法濟、竺僧輔和竺道護等,都來自天竺,所以「竺」為姓;安世高,本是安息國太子,後出家學道,所以就以「安」為姓;曾在東吳大闡佛法的康僧會來自康居;漢末號稱「天下博知,不出三支」的支讖、支亮、支謙三師徒,以及支敏度等,都是來自大月支;又有帛屍梨蜜多法師,「帛」字是西域某國名的略稱。這是較為早期的外來僧人取姓方法。

到了後來,人們對佛教的認識逐漸深入,開始以「佛、法、僧」三字取為僧人的姓氏。如在南北朝時以傳習上座部禪定著稱的佛馱跋陀,翻譯《華嚴經》的佛度跋陀羅,翻譯《四分律》的佛陀耶舍,還有「現種種神異以弘大法」的佛圖澄等,都是以「佛」取為姓氏的;「法」的梵語是「Dharma」,音譯為「曇摩」或「曇無」,以此取為姓氏的有三國時期到洛陽專弘律藏的曇摩流支,為漢地律學始祖的曇摩迦羅,南朝宋時來建康譯經的曇摩密多,翻譯出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的曇摩難提,晉武帝時期赴西域求法的曇無竭,北涼時期著名的翻譯大師,《優婆塞戒經》的譯者曇無讖等,都是以「法」取姓的;以「僧」為姓的則有南朝宋時擔任戒師的僧伽跋摩,南朝梁時在楊都譯經的僧伽婆羅,北朝秦時與道安法師共譯《阿毗曇毗婆沙》的僧伽跋澄,以及同時代譯出《阿毗曇論》、《阿含經》的僧伽提婆等,都是取「僧伽」為姓氏。

《避暑錄話》曾雲,「佛法始來漢土,僧猶稱俗姓,或稱竺,或弟子多呼師之姓。如支遁本姓關,學於支謙,故為支。帛道猷本姓馮,學於帛屍梨蜜多,故為帛。」這裡指出的是漢地出家人取姓氏的情況,大多跟從師父的姓氏,如支遁拜支謙為師,出家後就姓「支」。

佛教在中國的發展,先經過四五百年的民間潛伏期,到南北朝時由佛圖澄在北方開創一嶄新局面,佛教僧團取得合法地位,漢地出家人數驟增。到了澄公弟子道安法師時,開始注意僧團組織的建設工作。據《高僧傳》卷五說,魏晉沙門依師為姓,姓各不同;道安發現原來出家人的姓氏太過混亂,不適宜佛教的統一和發展,就倡言:「佛以釋迦為氏,今為佛子者,宜從佛之氏,即姓釋。」開始大家都有些茫然,等到《增一阿含經》傳譯過來,其二十一品有云:「四大河入海,亦無本名字,但名為海,此亦如是。有四姓,雲何為四?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種。於如來所剃除鬚髮,三法衣,出家學道,無複本性,但言沙門釋迦弟子。……是故諸比丘,諸有四姓剃除鬚髮,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,彼當滅本名字,自稱釋迦弟子。」天下僧人乃信服而從之。《易居錄》卷22云:「沙門自魏晉已來,依師為姓。道安尊釋迦,乃以釋為氏。後見《阿含經》雲四河入海,無復河名,四姓沙門,皆稱釋種。自是遂為定式。為沙門稱釋之始。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。

僧人統一姓氏通稱為「釋」,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文化意義。在中國,「姓氏」是標誌一個家族的符號,天下僧人通稱「釋」,就表明大家都是同一信仰的一家人,這就大大增強了佛教內部的團結與組織的統一。另外,佛教作為外來文化,要在中國生長、流布、發展,必須經過中國人的文化認同,天下僧人統一姓氏為「釋」,可以視為佛教與中國人民生活相契合的開始,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。

從此,佛教對中國的社會生活逐漸有了重大影響,例如僅僅在名字方面,魏晉以來,「號取寺名,詔用佛語,人以僧名,幾若無事可以離佛」。古代以「僧」命名的人也不少,較為著名的如王僧達、王僧虔等,初生嬰兒,父母恐其多病多災,往往要取個僧名作為乳名,或寄養佛寺,或穿僧人衣物,或拜僧人為師,以期佛菩薩加被,消災免難,健康成長,例如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小時候就曾經寄養於尼寺,拜智仙為師,取名「那羅延」(意為金剛不壞),13歲時才回家。直到近代,中國仍有類似的習俗,「小孩不清吉者,多投寺記名,以和尚道人呼之。」可見這種影響的深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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